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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递过去,总比别人硬抢过去,再捅你一刀要强!”胡步云目光锐利地扫过他,“姿态,现在最重要的是姿态!我们要表现得比他们更重视规矩,更尊重程序,他们打的是‘程序’牌,我们就要在‘态度’上让他们无牌可打!”

他走到窗前,看着远处浩江上那座如巨龙般横卧的大桥,声音低沉下去,像是在对龚澈说,又像是在告诉自己:“有时候,退一步,不是认输,是为了把脚下的泥泞踩实了,免得滑倒。去吧,就这么办。”

苏永强回来得很低调,没有迎接的队伍,只有几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驶入省委大院。

他出现在公众视野时,脸色似乎比离开时红润了些,穿着也更显休闲,但细心的人能发现,他眼底深处那抹挥之不去的疲惫,如同浸了水的棉絮,沉甸甸的。

握手时,力道也似乎不如从前。

他没有立刻听取郑国涛关于主持工作期间的全面汇报,甚至没有先开书记碰头会。

回来的第一天,他只是在自己办公室里,慢慢地喝了一上午茶,翻看了几份积压的核心文件。

下午,他分别召见了胡步云和另外两位相对中立的常委,统战部部长孙守业和政法委书记赵志豪。

每人半小时,像是随意聊聊。

轮到胡步云时,苏永强指指沙发,自己则坐在对面那张宽大的单人沙发上,这是他一贯保持距离的姿态。

“步云啊,我不在这些天,辛苦你和国涛了。”苏永强端起紫砂小壶,给自己斟了一杯,没给胡步云倒,这是个微妙的信号。

“苏书记您身体要紧,我们也就是守好摊子,没敢有什么大动作。”胡步云欠身回答,姿态放得很低。

“嗯,稳定压倒一切。”苏永强抿了口茶,慢悠悠地说,“这次在京都,见了几个老领导,听了一些指示。核心思想就一个:越是局面复杂,越要稳字当头。北川不能再出乱子了,‘金鼎案’的教训,太深刻。”

他顿了顿,目光似乎没有焦点地落在墙角的绿植上:“当然,对于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的探索和创新,上面还是鼓励的。只是这个度……要把握好。不能为了速度,丢了安全;不能为了创新,破了规矩。步云,你觉得呢?”